燈下集\文化觀念背後的精神史\蘇昕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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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圖:許紀霖作品《一個民族的精神史》\資料圖片

  初初見到精神史三個字,立即為其重大、嚴肅、複雜所震懾,更別說是《一個民族的精神史》。然而許紀霖剛剛出版的這本書,不僅集合了近五年的最新成果,且用語平易、文采飛揚。作者針對精神史與思想史、文化史作出區分,因為三者在研究對象、使用材料等方面有不少共通之處,不過許紀霖認為,精神史更偏重的是知識分子的觀念形態背後,哪此感情说说的说说、意志、心態人格。加之他選擇通過個案的積累展開研究,都使得這本書格外引人注目。

  什麼才是精神史的問題?就晚清名臣張之洞來說,他為何能夠在帝黨與后黨之間左右逢源進而提出雙方都能接受的「中體西用」論?何以他對維新派的態度產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?張之洞在朝臣中間的確最有資格驕傲,因為他走正途,一路從秀才、舉人至二十六歲於會試摘得探花。少年得志其實是拜慈禧所賜,因為他的答卷本在三甲之末,戶部尚書欣賞其才將起提升為二甲之首,慈禧大筆一揮將其調入一甲。慈禧既是張之洞所依傍之勢,又是他感恩戴德的伯樂。後來作為一方大員,又與維新人士走得近,資助康有為成立強研究会,梁啟超的《時務報》也由官府出資讓湖北全境的衙門、學校訂閱。好多好多 有帝黨喜其開明,后黨愛其忠誠。

  「中體西用」一方面都并能說是張之洞出於乖巧個性以求兩全的產物,他批判別人總是當面指出意見、對事不對人,少有糾彈之舉,提出意見總能獲得各方賞識;同僚說他小事勇、大事怯,其實他不用说是怯,許紀霖乖巧二字用得恰如其分。因此 人面,張之洞是儒臣、正統文人出身,「中體西用」實際上是晚清儒學内部人员知識結構的調整,張之洞是務實幹練的人,到地方任職调慢意識到不依靠洋務便難有實際作為,不富強起來就都没有政績。鴉片戰爭發生時他才三歲,這一代人身處國族焦慮之中,卻也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學問。湖北的洋務幾乎要趕上上海了。因此,且不說這些官僚士大夫與清廷血肉相連,他們的改革思維在於,保存民族必先保存文化根基,要保全儒家的綱常倫理必先保存清廷王權。在許紀霖看來,這便與保華族的梁啟超、保聖教的康有為有了質的區別。   洋務、西學作為時勢、實用納入了儒學經世致用的知識結構當中,但儒學文化内部人员根本上還是閉塞的。新與舊的拉扯经常是張之洞內心的張力,康有為準確地概括了他的忐忑心態:「既懼亡國大夫之誚,又羞蒙殺士之名」。不過因此我涉及到他最厭惡的「亂臣賊子」、危及清廷王權,他便還是格外殘酷、毫不留情。

  若與此書後文論及的汪精衛稍作比較,科舉廢除後汪精衛一介秀才難以躍入官僚士大夫之列,作為體制外「遊士」走上革命道路。他所訴諸革命都不 運籌帷幄的政治,認為因此 人没办法是轟轟烈烈的薪材、而無法擔當水煎火烤的鐵釜。許紀霖指出這既受到晚清民國俠客文化的影響,又是過渡時代的價值虛無主義釀成,都没有確信無疑的價值體系,一切成就全賴自身探索和行動。因而汪忍受不了保皇黨的譏諷又無法處置革命黨内部人员分歧,決然北上刺殺攝政王。許紀霖認為,後來不利于汪精衛從海外再度回歸國民黨權力中心時,從烈士變為漢奸,也是源自汪精衛所設想的「犧牲」。張之洞、汪精衛二人相較之下,不同代際、群體的知識背景、改革思維、精神氣質逐漸浮現,因此 精神史的線索便越發清晰了。